郑爽“弃婴”背后：起底海外代孕 灰产提供本土化服务

　　1月18日，娱乐圈爆出了本年度最大话题，主人公是娱乐明星郑爽。

　　当天中午，郑爽前男友张恒在微博中表示，过去一年多时间里，自己遭遇到了严重的网络暴力，关于他涉嫌诈骗、借高利贷、逃避债款、携款潜逃至美国的言论都是谣言。他表示自己确实人在美国，但之所以滞留一年多，是因为要照顾“两个年幼无辜的小生命”。

　　网友很快将焦点锁定在了“两个年幼无辜的小生命”上，并结合此前的信息得出结论：“两个小生命”，很有可能是张恒与郑爽通过“代孕”所生。

　　这一信息直接将话题送上了微博热搜榜首。当天晚上，网易娱乐继续爆出一段音频，音频中疑似郑爽及其父母提出要弃养两个孩子，女方甚至爆粗口：“这孩子真的打不掉了，TMD，我都烦死了。”

　　这直接将话题推向了一个高潮，关于“代孕”的讨论引爆了全网舆论，一些代孕机构中介甚至以此为契机，在朋友圈里宣传自家业务。

　　18日当天，作者在朋友圈中发现一位代孕中介这样写道：“美国疫情去不了，来找我，不用去美国就能帮您实现儿女双全的梦。”

　　郑爽事件当天，已有中介借此推销产品

　　郑爽风波背后，代孕这个市场广阔的灰色行业，已经不仅限于远赴海外的中介代理，在国内，也同样形成了完整产业链。

　　千奇百怪的代孕官司

　　在郑爽“代孕门”中，引起轩然大波的是郑爽及其父母“弃婴”的想法，不少粉丝指责郑爽在这起事件中冷血无情。

　　事实上，在代孕市场里，这种“退货”的现象时常发生。根据《时代周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一位47岁的代孕妈妈因为遭遇“退货”，生下的孩子无法上户口。为了给孩子上户口，这位代孕妈妈想购买出生证明，但是又遭遇了多次被骗。

　　在这起案例中，客户“退货”是因为这位代孕妈妈在怀孕期间被检查出患有梅毒。

　　根据公开信息，婴儿的性别、健康没有达到客户要求、夫妻双方感情破裂等，都是客户“退货”的主要原因。在郑爽代孕门事件中，郑爽及其父母想要“弃婴”，就是因为他们认为郑爽与张恒两人的感情已经破裂。

　　根据裁判文书网中的一份判决书，作者发现了一个因孩子健康问题想要“退款”的案例。

　　2018年8月，湖南一对年近四十的夫妇找到了一家代孕公司，希望通过代孕实现拥有孩子的愿望。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如果顺利生育一个完全健康的男婴，这对夫妇要向代孕公司支付85万元的费用，并且明确规定，如果是女婴的话，代孕公司则退回所有费用。

　　2019年9月，代孕公司在上海为这对夫妇生育了一个男婴，这对夫妇支付了74万元给代孕公司，但是随后这个男婴被检查存在听力较弱的缺陷。于是，双方产生了纠纷，这对夫妇要求代孕公司返还此前支付的费用，而代孕公司则要求他们补缴剩余的尾款。

　　实际上，“弃婴”在代孕产业里并非新鲜事，作者获得的一份代孕机构的宣传广告就专门对“弃婴”的问题做解答，并会协助买家“合法弃婴”。

　　如今，在新冠疫情期间，受到签证暂停和旅行禁令的影响，多国的代孕产业都出现准父母无法入境，导致婴儿滞留的情况，这也作为直接导火索，让代孕中隐藏的“弃婴”和“退货”问题集中爆发。

　　根据裁判文书网信息，因为代孕而产生的法律官司和纠纷不局限于弃婴，众多奇葩案例层出不穷、原因千奇百怪。

　　例如，一份判决书记录了这样一起代孕事件：2019年1月，来自深圳的单身未婚女性张某，有做试管婴儿和代孕的意愿，2018年6月，她找到了一家代孕公司，希望对方可以为她寻找身高不低于175、外观帅气、聪明、高学历的亚洲男性配合她代孕，并要保证生产出来的是个男性，随她落户。

　　在这次代孕中，张某共花费了384193万元，其中，7万元支付给了提供精子的男性志愿者，5万元付给了代孕妈妈。还有一些费用包括检查、手术费用，以及28天泰国豪华住宿费用、由高级厨师烹饪的一日三餐等。但是，由于代孕失败，张某要求代孕机构返还一定的费用，双方对簿公堂。

　　还有一起案件中，女方赵某和男方陈某为男女朋友关系，他们决定去美国代孕，但女方在花费上百万元在美国加州完成冻卵后，却发现男方与其交往期间实际上已经结婚，于是向法院起诉，要求男方支付代孕费用和未来可能存在的孩子的抚养费用，男方给予了女方一部分现金和房产，但在女方继续索要后，男方反诉女方。

　　在上述国内发生的众多案件中，由于代孕在我国不被法律支持，法院对于关于“代孕”方面的法律诉求均不表示支持，只是以其他名义支持了相对代孕费用而言金额有限的民事赔偿。

　　真实的美国代孕产业

　　在中国仍然受到严格监管的生殖服务，在美国却已经形成产业链。

　　位于纽约的全球辅助生殖及基因检测中心（Global Fertility Genetics，简称“GFG”）创始人Annie Liu对作者表示，在美国，商业代孕产业已经规范化。标准化操作包括，准父母和“代母”从代孕程序的一开始就会各自聘请律师，签署代孕合同，合同签署生效后，诊所才会开始医学操作。

　　“合同会把双方的法律责任界定清晰，可能多达几百页。合法代孕收费包括诊所、药物、代母、律师费等，平均费用在20万美元左右，单胞或双胞的费用差别并不大。”Annie的机构除了代孕之外，也提供捐卵，试管婴儿等生殖辅助的服务。

　　一些中国错过最佳生育年龄的企业家或是高净值人群会借助海外机构，完成拥有孩子的梦想。Annie表示，和美国本土的客户不同，中国来的准父母，需要在孩子出生后完成亲子鉴定，三级认证以及办理孩子的美国护照和旅行证，才能将孩子带出境外。

　　“如果是准父母自己的精子或卵子的话，需要通过亲子鉴定证明孩子没有抱错。如果卵子和精子都是受捐的话，需要提供‘胚胎捐赠’凭证，这也是这个行业标准化的一部分。”Annie表示。

　　在新冠疫情期间，受到签证暂停和旅行禁令的影响，多国的代孕产业都出现准父母无法入境，导致婴儿滞留的情况。对此，Annie表示，如果是合法的机构在进入代孕合同期间，会让准父母列出美国本土的临时监护人，以防出现滞留在医学机构的情况。

　　相关律师在一场国际生殖法律论坛上表示，实际情况中，律师会为海外的准父母申请签证特批，获批机率大，主要也是因为美国的医疗体系疫情中面临床位短缺，倾向于允许法律意义上的父母将孩子带离医院或离境抚养。

　　至于如果准父母中途反悔孩子会什么结局，美国业内人士对作者表示，这种不幸的情况比较少，一般合法代孕机构会对准父母进行心理测试和跟踪访谈，以确保其明确抚养的义务。而一位美国生殖法律师在公司官网上公开表示，如果准父母反悔，代母可以要求准父母执行代孕合约，否则可以告准父母，但同时面临耗时的处境。

　　美国各州对代孕的态度并不相同。其中，西海岸的加州、内华达州和东北部的康州、缅因州相对开放，促使更多代孕机构集中开始在这些州。纽约此前不承认代孕合同的合法性，因此当地的代孕机构会联系周边州府的医疗机构和代母。但最新的《代孕者权利法案》允许纽约州公民从2021年2月15日起，签定有偿代孕合同。

　　曾经尝试使用海外代孕的王芳（化名）对作者表示，找到合适的代母并不容易，自己前前后后花费了好几年，根据是否有代孕成功经验，也会收费不同，比如有过代孕经验的大约是5万美元。

　　因此，有过生育历史且有家庭的年轻女性会成为市场中的热门。一般来说，代母的收费在4-6万美元（约25万-39万元）不等。签署代孕合同的代母以白人、西班牙裔居多，亚裔较少。

　　除了获得收入之外，一位美国生殖机构的工作者对作者表示，部分代母也抱着“为他们帮忙的心愿，特别是针对那些生殖困难的夫妻”。

　　美国名人中也有因为种种原因，公开求助于代孕的。

　　比如，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吉米·法伦（ Jimmy Fallon ）和担任好莱坞制片人的妻子通过代孕迎来了两个女儿。因为美国疫情的居家令，两个孩子还会出现在他被迫在家录制的节目中。2015年，51岁的华裔女明星刘玉玲通过代孕迎来了儿子，她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每一天都是奇迹”。2020年5月，美国CNN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安德森·库伯公开表示，通过代孕和同性恋人拥有了一个孩子。

　　有公司靠代孕服务上市

　　不仅代孕，冻卵也并非完全开放。公开资料显示，在内地，目前只有当女性身患癌症、影响后续卵巢功能时，才能进行冷冻卵子；与内地相比，香港法律允许单身女性冷冻卵子，冷冻周期为10年或者到55岁，若需解冻再培养成胚胎，则一定需要已婚且只使用配偶精子情况下进行。

　　2013年3月，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曾经做过一项关于代孕的问卷调查。令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对于“政府应将代孕行为合法化、规范管理”这条意见，支持者达到45%，而反对者只有42%。

　　支持者的理由包括组建完整家庭、解决不育的问题、可减少人口贩卖、自愿的金钱交易等。根据公开信息整理，有代孕需求的人群主要集中在不孕不育者、同性恋者、对基因有更要求者、担心生育影响事业者等。

　　不孕不育人群的迅速增长，是推动代孕行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新闻周刊》在2017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国内育龄人群中的不孕不育率仅为3%-5%，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比例；但是，到2009年的另一份报告则显示，国内育龄人群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到了12.5%-15%，接近发达国家比例。

　　郑爽代孕门发生之后，有网友指出，郑爽之所以选择代孕，可能是担心十月怀胎会影响自己的演艺事业。代孕在国内没有获得法律的支持，2001年8月1日起施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

　　虽然被明令禁止，但由于市场需求广阔，这个行业不仅存在海外代理，在国内也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利润的驱使下，一些代孕机构私下推出了本地代孕业务。

　　一家自称拥有全球最大代孕妈妈基地的代孕机构中介人员告诉作者，他们已经成立了15年，总部位于上海，此外在广州也拥有自己的基地。在向作者介绍业务时，工作人员就明确表示，可以在广州基地实现代孕，不用出国。

　　作者发现，在网上检索代孕、代孕妈妈等关键词，可以找到大量提供相关业务的公司，这些公司有的是海外公司在国内的分公司，有的就是国内公司，其中有些在国内提供代孕服务，有的是中介机构，在法律允许的国家提供代孕服务。

　　上述自称拥有全球最大代孕妈妈基地的代孕机构中介人员告诉作者，做指定性别的试管婴儿（自己生）费用16万元，不包成功；如果要包成功，35岁以下的客户价格在30万元，35岁以上的客户价格为36万元。

　　如果找人代孕，价格则在65万元-98万元不等，其中，98万元可以包代孕成功。

　　该机构的一份宣传手册显示，其服务内容包括代孕母国内妇产科医院建档、代孕母整个孕期全程监控管理、代孕母分娩住院医疗等项目。其运作IVF-ET（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近6000个周期，服务客户5000多例。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在2017年的一份报道，代孕产业的利润非常丰厚，一单业务的利润可以达到30%-60%。由于单价很高，不少代孕公司每年的收益都在上亿元。

　　国内垂直社交平台Blued的母公司“蓝城兄弟”上市时，曾对外披露了一些其代孕业务的数据。

　　2017年，蓝城兄弟启动了家庭计划业务“蓝色宝贝”（family planning services，或称计划生育服务）。到2019年，这一业务收入约921万元，占总收入的1.2%，但2020年第一季度收入就达到了413万，约占总收入的2%。

　　事实上，蓝城兄弟并不仅仅通过蓝色宝贝提供辅助生殖服务，它还在2018年花费2060万收购了中介机构“梦美生命”8.15%的股份，目的是“以拓展自身的家庭计划业务。”

　　招股书显示，通过蓝色宝贝，蓝城兄弟向客户提供综合性的咨询和行政服务，以获得家庭计划服务的收入。主要业务是向国内客户提供海外辅助生殖技术服务，具体服务包括安排体检、与当地专家的远程会议、提供签证申请支持以及海外旅行的地接服务。

　　蓝色宝贝在其官方网站表示，其向生殖障碍者、单身主义者、同性恋群体、HIV感染者以及其他“特定需求者”提供包括基因筛查、冻精冻卵、试管婴儿内在的海外辅助生殖方案，帮助这些群体获得下一代。

　　蓝城兄弟在招股书中引用了咨询机构弗雷斯特沙利文的报告，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辅助生殖咨询市场接近三分之一的份额，由寻求海外生殖服务的国内客户贡献；到2023年，该市场贡献度预计将达到41.6%。

　　此外，报告还写到，辅助生殖技术在2018年有248亿美元的市场，自2014年算起，年均复合增长率为5.1%。辅助生殖咨询服务在2018年有1.674亿美元的市场，自2014年算起，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0.4%。

　　游走于灰色地带，蓝城兄弟也在招股书中提到，如果这一服务不被社会广泛接受或受到限制，有可能对蓝城兄弟的品牌产生不利影响。